2009年暑假猶在印尼中亞齊Takengon期間，我察覺到，自己已經不能只關照台灣這邊的青年在海外服務的過程中，是否順暢成功，收穫滿滿就足夠了，由於在印尼合作的對方也是大學生，是跟我們對等的工作夥伴，是可以立即付出行動回饋他們所在社會的行動者，並非猶待長大前途難卜的小朋友或是明顯需要救援的弱勢者、受災難民，我首次感受到，自己對雙邊的青年都有責任，我必須是雙方的導師才行。
基於這樣的體認，我主動承諾了2010年的春天重返此地，以教授他們被台灣青年志工燃起學習熱情的英文做為表面原因，但實際上，我知道自己再次到來，有更多難以言喻的背後意義，一切都要等到我們相遇之後，才能逐步顯現。
第一次接觸
第一次在亞齊地區比較長時間地停留，能在當地與各國志工及當地人共同生活是在2007年夏天受到韓國NGO:The Frontiers的啟蒙。在此之前，我已經連續幾年利用休假到海外短期志工服務，由於仍在組織裡工作，一年能夠攢下的假期有限，兩、三星期已是極限。當時我們也習於從台灣自組團隊前往，一群人看似到了國外，但事實上，除了短暫的服務期間，大部分的時候，仍活在同行台灣志工的小圈圈裡，而我也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除非是在自己的小團體裡不受歡迎，必須往外尋求出路，要不然，即使人到了國外，多數人還是跟自己人一起，跟周邊的環境與文化，仍有一層隔閡，彷如霧裡觀花。
除了自己的實踐經驗之外，我還想知道別的國家的Ngo是怎樣發展短期海外志工服務工作，最好的辦法就是成為其中的一員。剛好The Frontiers這個韓國組織很開放，不會對我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資深，貌似刺探軍情的人加以排斥。在那次的服務經驗裡，我有兩個重大發現，其一是：活動的主辦方不是為了要辦活動，才形成這樣服務模式，他們在自己的母國（韓國），平日就是過著這樣的生活，藉由辦理國際志工服務的過程，讓來自各國的參與者得以分享與體驗這樣的生活（與背後的價值觀），其二我也從實際經驗確定，英文再差的人（我碰巧跟一位英文幾乎完全聽不懂，但很優秀的印尼青年互相搭配），基於合作與溝通的需要，只要持續一個月天天使用英語，他的英文也會突飛猛進。基於後者這項發現，讓我確信2010年春天回到中亞齊教當地大學生英文，即使為時短暫，但肯定會有幫助。
到海外，若只能在當地停留兩三天，只是參訪、開會，不管當時留下的印象是好是壞，往往都沒有驗證或澄清的機會，除非是還有再來的機會，並且真正地生活在一起，許多細節在生活中只要用心體會，便能夠化消言語不及之處。
重返亞齊
再次來到亞齊，是2009年七八月間，我陪同清華大學的國際志工印尼團出國。這個團已經是第三屆，比較特別的是，之前的印尼團只去棉蘭或者只去班達亞齊，他們看到的是印尼片斷的面相，因為只到棉蘭的話，所看到的印尼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個整體環境擁擠的城市，缺少山林風光，若只去亞齊的話，早年去跟後期去又不一樣。早年去的人真的會看到比較辛苦的海嘯災後重建的情景，當地人很珍惜外人來協助，若是晚期去的，恐怕會碰到一些人，似乎已經很習慣接受外國人的援助，習慣從外人身上得到東西，負面的感覺會很多。我帶的那一團，也去棉蘭，也去班達亞齊，還去一個新拓的點—位於中亞齊的Takengon，Takengon基本上類似台灣原住民的地區，但它也不是完全沒開發的，有一點發展但不算太超過，比台灣的部落狀況要好些。那地方沒有直接受到海嘯的影響，所以這幾年也沒有什麼國際資源進去，可以簡化地說它的人心還沒有被外來的因素影響太大，所以當外來者去跟當地人互動的時候，他們就很親切的把外來人以家人規格看待，那個部分是很清楚可以看到的。
如果我帶的這批清大學生只去棉蘭，只去班達亞齊的話，可能不會覺得到印尼服務有什麼特別之處，因為他們有很多機會去各國當交換學生，也到過中國，去北大、清大啊，到其他先進的國家，若說要遇到很優秀的學生，他們也看多了，因此到亞齊、棉蘭，遇到當地優秀的大學生，不會令他們覺得特別，因為這種好跟其他國家比起來又算不上太好，會讓清大學生感動的反而是Takengon的大學生，整個學校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學生的素質也不是當地最頂尖的，但是他們待人非常好，這讓台灣學生非常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看到，以台灣的學生來講，像清大團是以提供資訊教育服務為主，他們還是需要看到弱勢的人，好像有一個很明顯弱勢的對象，可以被幫忙然後可以互動，好像會比較覺得自己出國當志工有意義，如果只是純粹免費教華文，免費教電腦，可是服務的對象看起來不是太苦的人，志工就會覺得說，到底意義何在？
我認為，以台灣的年輕人來講，如果先前沒有任何的國際志工經驗，在台灣也沒有任何服務經驗的話，必須先讓他在國外，看到別人辛苦的那一面，才會覺得自己是來對了地方。原本好幾個清大學生，對此行一直有著非常大的困惑，但是來到Takengon完全就沒有困惑了，知道為什麼要來。但是我自己以一個Ngo工作者來看，則認為這又太煽情了，只是對方他不是故意要煽情的，他們以前也沒有碰過這麼多外國人，所以他們也是把第一次的真心真意獻給了我們，甚至有些人就喜歡上我們裡頭的人了。
這是一個非常自然卻又殘忍的現象，因為我們台灣的學生回到台灣，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了，頂多維持幾個月吧！可是當地人還癡癡的等他們，作為一個領團老師，我要兩邊持續關懷，要一邊告訴從台灣來的學生說，盡可能別對人家造成傷害，但是一方面我也要跟印尼的學生講，你要習慣，志工如候鳥，每年都會來，但是每一批來都不一樣，如果每次都要放這麼多感情的話，最後就是傷到自己，所以我變成是雙方的老師。
2010年春天為什麼又要再來Takengon？因為我承諾了白象大學（UGP）的學生，他們以前都不想學英文，覺得一輩子待在這兒不會遇到外國人學英文幹嘛？但是遇到清大學生後，就非常恨自己英文為什麼那麼差，幾乎完全沒有辦法溝通，凡事都要透過別人，所以就激發他們學英文的強烈動機，自己也成立了一個英文學習團體，每個禮拜一就開始念念英文。去年離開前夕，我跟他們說好，趁2010年過年期間我的時間比較充分，就來Takengon long stay一個月，根據我之前參加亞齊peace camp的經驗，即使跟英文程度很差的人持續溝通一個月，對方英文能力也會暴增，有過這樣實質的體驗，雖然只有一個月或頂多到一個半月的時間，透過我跟他們這樣朝夕相處與溝通，他們的英文會進步，等到暑假下一批志工再來的時候，可能有更多的人可以跟台灣志工直接溝通。過去我只需要扮演，帶台灣的青年出來，覺得學到很多東西啊，有服務到別人，感覺自己的生命很有價值、很有意義，讓這些志工感到很開心啊，就好，可是作為一個雙邊的老師的話，我願意再花額外的時間來培力這些印尼的年輕人。
另一方面，他們也跟我講一句話，讓我覺得很有趣。這裡頭年輕的領導人跟我說，瓊齡，你是我看到這個年齡層的女人當中最聰明的，為什麼呢？因為我的年齡可以當他們的媽媽了，而他們的媽媽，基本上都沒有受太多教育，而且在他們Gayo社會裡頭，女人在公眾場合是沒有發言機會的，在公共場合裡頭都是男人在講話，我是那種唯一這種年齡層的女人，在那種公共場合還可以跟他們談判的，所以他就對我另眼相看。我心裡就想，既然這樣，如果我可以每天跟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們對我一定會很好奇嘛，至少在女生圈裡會有一個想法，原來我將來年紀比較大一點的時候，我可以像瓊齡那樣，做一點不一樣的事，這件事，我沒打算直接說破，就是直接去那邊生活給他們看，跟他們交流我的想法，這些想法就自然會到他們心裡面，他們就對自己有些另類的想法，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做一個不一樣的人，不是只有現在這樣而已。以Takengon的大學生來講，如果沒有開發出一個新的工作模式，比如說一種ecotourism啊，讓他們可以去當導遊，去作一些解說，開民宿，甚至有透過部落格，開發更多背包客來的話，他們就算念到大學畢業，女孩恐怕還是速速找個人嫁了，男的還是去拉三輪車，開beca，差別在於他們是有大學畢業的beca司機，其他地方的beca司機可能是沒有大學畢業的，他沒有因為念了大學做出什麼更了不起的事，因為當地既有的工作機會不多。他們為什麼會留在Takengon念大學？主要因為他們比較貧窮，如果他們有錢就會去班達亞齊念書，甚至是去棉蘭或雅加達，就是因為經濟能力不允許才留在當地念書。所以當地人念大學多念個三年、五年也是很普通的事，因為一沒有錢就休學，打工有錢再來念，所以也有那種25歲還在念大一的，可是他自己已經在高中教書當老師。印尼很有趣，高中畢業可當高中老師，大學畢業可當大學老師。
2010年的long stay
2009年的暑假，活動主辦方白象大學（UGP）Pelita成員安排我們一同住在Gayo傳統長屋中。這個長屋是Gayo文化博物館預定地，只是一直尚未正式運營，對於當地青年來說，透過這次營隊的機會，他們也才得以進入這個處所，和我們共同生活在裡頭。換句話說，那是一個在非常時期，基於非常狀況，所營造出來的特殊場景與情境。
到異地辦營隊通常是如此，不足為奇，尤其主辦方會希望端出最好的一切展現在客人面前，而Gayo文化正是他們引為自豪的強項。
然而，當來訪者不是大隊人馬，所停留的時日也不是區區幾天時間，住到當地人家裡，成了更理想的選項。
對於當地的青年或是與我們友好的政府官員來說，讓外國人住進家中都是生平第一次的體驗。他們仍想一如去年暑假，發揮接待親人般的全力以赴，然而看在我們的眼裡，卻感受到他們的身心俱疲。因此，當同行的兩位志工，假期結束各自返國之後，我選擇進駐當地的一處寄宿家庭Batang Ruang，在授課之餘，彼此都可以擁有各自的私生活。
Gayo族群仍擁有堅強的群性，無論做什麼事，都要顧慮團體與社群的觀感，也習慣群體行動，2009年暑假兩國志工短短九天的朝夕相處，的確會讓來自台灣的志工深切感受到被無微不至地關照的感動，然而，身為志工的我們必須清楚，合作的對方常常是必須刻意撥出時間來陪伴我們，並不是原本就無事可做，有些人甚至必須放棄賺錢打工的機會，來成全我們想要在當地服務的計畫。
這趟在印尼中亞齊的停留，分為兩個階段，2/3~2/15期間，我和兩名分別來自台灣與中國的志工先後住在兩個家庭（這兩家的主人，都是公務人員，也正好都不是Gayo當地人，一是來自爪哇，一是來自北蘇門答臘，兩家經濟狀況在當地相對較佳，對於異文化的接觸也有較高的興趣，家中成員也有英文能力較強的人），此階段以體驗當地生活為主，並藉由邀請當地人與我們共度農曆新年。
整個亞齊地區的華人，人數僅有數千人，中亞齊當地的華人更是只有數百人，平日少有往來，而華人一般參與公共活動又以佛教活動為多，在媒體上帶給其他族群的印象，會將所有華人的公共活動等同於宗教活動。直到這次，受邀前來參與除夕年夜聚餐的夥伴才有機會明瞭，原來農曆新年在華人的傳統裡，與宗教無關，必須視為文化節慶活動。而我個人推想，由於伊斯蘭的新年緊緊連在齋戒月之後，這也是讓他們容易以伊斯蘭教的情況推想其他宗教的狀況。
由於我的簽證在印尼只能停留一個月，必須在二月底出境以便重新取得簽證，在前往馬來西亞檳城度假過後，我於3/1~3/15期間重回中亞齊Takengon，這次的目標就完全鎖定在UGP針對Pelita成員的英語能力加強。
我把這次的教學目標，鎖定在2010年暑假，Pelita成員可以更有勇氣跟來自臺灣的志工或是參訪團做對話，最理想的素材，就是2009年清大學生返國後，交給教育部作為心得報告的九篇英文心得。每一篇幾乎都提到他們在Takengon的經驗，以及他們的感想與當時沒能來得及交流的想法。因為作者都是Pelita成員認識的人，文本本身就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會促進他們想要弄懂的動機，而文章之中也有不少重複的心情，但是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Pelita成員藉此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句型語法。這個策略看來是正確的，在每天長達五、六小時的學習，中午常常沒有吃午餐（他們為了省錢，常常略過午餐，即使大家湊錢買了午餐，也是共食並非一人一份），但仍不減高昂的學習精神。
今年七月份，打算再過去幫他們集訓幾天，算一算今年要到Takengon交流或合作的團體恐怕不下五個，趕在眾團體之前，為的是重拾他們的語感。之前曾經用心地學習過，只要稍加喚醒，便能拾回已經存在記憶庫裡的訊息。
要幫，就要去啟動最可能幫助自己同胞的人
回首這一路而來的亞齊志工經驗，我也逐漸從中看出短期服務及有限的資源可以投注的目標對象。
如果是去協助社會的底層或者需要牽涉到培養一整個世代的人才，需要有大筆資金，並有專職人員，甚至海外設辦公室的組織，才有能力從事，但如果是只能做短期停留，也無大筆資金可以投入服務的短期志工團隊或個人，恐怕，把資源投注在那些對他們的社會已經有所關注，也有一定程度能力的人，讓他們因為受到國際志工的啟發或激發，進而產生眾人的動機，讓他們用自己的力量來協助自己的同胞，這才是讓短期志工的力量發展到極致的作法。
一直記得2009年5月在班達亞齊跟當地一位學生領袖的對話，他說：「我們被你們台灣志工觸動了!你們跟我們非親非故，卻可以大老遠跑來幫助我們的同胞，我們難道不能夠為自己的同胞做些什麼嗎？」他們果真付出了行動，先把幾個認同這個想法的朋友聚集在一起，製作了一個小徽章別在胸前，只要有人對這個徽章好奇，他們就會趁機告訴別人他們正在推廣自由軟體的使用，只要有人想學，他們就會免費地教學。
這雖是一個小小的回饋，卻讓我看見背後的道路。自2004年涉入短期國際服務工作至今，時常面對旁人的不解與質問，卻在這樣一次不經意的對話中，迎刃而解了。對於短期的國際志工而言，要幫忙，不是去幫助最可憐的人，而是去啟動當地最有可能去幫助自己同胞的人，這樣，外來的資源才會形成當地人自主且自助的力量，而不是促使對方依賴外援的根源。
2010/May.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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