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先生逝去了之後，親愛的，請別對我說節哀順變的話……】

【當我先生逝去了之後，親愛的，請別對我說節哀順變的話……】

When I am dead, my dearest,

Sing no sad songs for me;

Plant thou no roses at my head,

Nor shady cypress-tree:

Be the green grass above me

With showers and dewdrops wet;

And if thou wilt, remember,

And if thou wilt, forget.

I shall not see the shadows,

I shall not feel the rain;

I shall not hear the nightingale

Sing on, as if in pain:

And dreaming through the twilight

That doth not rise nor set,

Haply I may remember,

And haply may forget.  

(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

當我死去的時候  親愛的

你別為我唱悲傷的歌
我墳上不必安插薔薇
也無需濃蔭的柏樹
讓蓋著我的青青的草
淋著雨也沾著露珠
假如你願意  請記著我
要是你甘心  忘了我

我再見不到地面的青蔭
覺不到雨露的甜蜜
我再聽不到夜鶯的歌喉
在黑夜裏傾吐悲啼
在悠久的墳墓中迷惘
陽光不升起也不消翳
我也許  也許我還記得你
我也許  把你忘記  

(徐志摩譯)

我的丈夫37歲那年死了。

連他這樣，只是一個壯志未酬的人，死後的種種發落，都不是家屬能夠全權處理，我由此確知，那些在生前，他們的智慧與產出，已被視為公眾資產的人，除非，當事者逝去前有機會對自己的身後做出足夠清楚表述，且又能有足夠強軔、強悍，招架眾人關注，決意要執行當事者意志到底的關鍵人，要不然，他們的死後，必然也是件公眾事務，有血緣、姻緣的家屬們也只屬於眾人中的一員，比閒雜人等多一些直接關係和接觸、多些決定權，但也可能並不比閒雜人等擁有更多的角色。

當初必定有許多人對我說過各式各樣節哀順變之類的話。

但是很抱歉，我真的一點都記不得了。

真正記得的，是一位如今已往生，當年六十多歲的學生說的：「老師啊!我看你先生這樣死了也是乾脆，總好過他被急救回來，臥床三十年。」

真正記得的，是一個忘年之交，在一年後終於對我說，已確定我很ok，此後無須每週一次固定來陪住。哈！我真是超級遲鈍哪！竟然沒意識到朋友是用具體行動在做悲傷支持，並不只是基於我們過往的姊妹情誼而已。

真正記得的，是艾琳達(沒錯，就是有點年紀的台灣人知道的那位)聽說了我的事，只是問我要不要跟她去深坑爬山，我們一塊兒在山裡頭待了八小時或者更久吧!過程中，我可能跟Linda聊了很多，跟別人都說過的、不好跟別人說過的話，但事實上也全都不記得了。真正記得的，她是唯一的一個，在丈夫過世很初期的時候，把我從無以名狀的悲傷引入大自然的人。而在和大自然相處的過程中，的確得到了療癒。

約莫在我先生死後的一個星期，我就清楚體認到有個明確完整、分工健全的治喪委員會，對於身為亡者之妻的我，是件多麼大的福份。

治喪委員會把所有的行政瑣事、不帶情感地整頓成一個個的待決事項，我和婆婆與小叔，就只要在明顯的選項上頭做確定就好。

我是先生死前最後一個緊密相依的人，但在整個治喪的過程中，我似乎也是個空閒的人，我得到所有人最大的體諒，得以無所事事，得以全然自顧自地面對自己。

和喪禮有關的所有正式事宜，我幾乎無從、也無意願插手，而身為亡者之妻，我擁有最大的權限是決定丈夫的遺照；以及重新檢視丈夫畢生少得可憐的照片，親手拼貼出三幅猶如學生時代的海報看板，放置在告別式場的入口處；我把他死前一夜，我們一起聽的最後一首歌－Vincent的歌辭，列印po在展板上。似乎，梵谷也是37歲離開的，真正的孤伶伶。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是我們的結婚進行曲。

Vincent，是我先生的最佳輓歌。

我先生死於37歲，他的生命在那個時空定格了。

如今44歲即將45歲的我，在過往的十年多，從未刻意但也未曾停止過訴說或者書寫，關乎他或者我們之間的事項。

他也許是個壯志未酬的人，早逝於盛年，我的確永久地失去了一個可以對應的生命至交，然而我的生命，隨著他的逝去日久，卻也不止息地變得日益豐盈，甚至茁壯。

在他過世後的三年內，不時便會有體質靈敏的友人告知我：該叫他離開了……

我完全感受不到，但總覺得讓他這樣悄悄眷顧著，不也挺好?

直到一回，一位至交來訪、頭痛欲裂，我只好以一杯清水相祭，揮淚向虛空宣告：

勿再掛念，今後我必然多自珍重……

自丈夫逝後至今，舊雨新知們很輕易地就能從言談中，知悉我曾經有過一個丈夫，隨後又失去了他。

許多人聽我提及，通常會禮貌地說抱歉，像是誤觸了什麼地雷，但隨之更讓人驚訝的，或許是我的笑聲與不諱、坦率，以及體悟。

許多人以為，丈夫猝逝的我勢必陷入厚重的悲傷；然而十年以來的感觸卻是，悲傷是多層次的，不至於讓人招架不住，卻也無從杜絕。每聞他人逝去時，某種悲念極容易被勾起。

所以，「節哀」之類的慰語，是non-sense，多言無益，安靜同在倒是真切務實；當悲傷一再不期然地襲來時，唯有一再面對並與之和平共處，悲傷得以不止是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