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EMMA要到埃及的貧民窟工作，想到不久的將來ㄧ定會被要求煮台式料理，有鑒於2010年夏天，全體台灣志工團在印尼亞齊以一鍋滷味擄獲所有國際志工的味蕾，但出門在外，要取得這些素材勢必得到當地的中國城，一方面有黑心食品的疑慮，一方面又不想花冤枉錢，我便跟EMMA建議，去主婦聯盟買醬油跟滷包帶出去吧!經濟實惠又道地。
早在2008年，一些來台交流的環保團體的友人，就一直很欣賞合作社的牙膏，除了托我們過去的時候帶一些帶過去，我自己也會零買，送給對岸非環保團體的朋友。
2009年十一月到韓國參加東北亞區域和平會議，我福至心靈地帶了合作社、我最愛吃的芒果乾跟青芒果過去，甜口味的芒果乾不到十分鐘就被掃空，外國友人還頻頻忍不住一定要當面跟我誇讚，真的是太好吃了!
2010年七月出國前，發現合作社已經有了來自中亞齊的GAYO雨林咖啡掛耳包，覺得挺好玩，買了ㄧ小袋帶去中亞齊的Takengon，讓當地朋友看看加工包裝過後的模樣，想不到這一小袋咖啡竟然引起他們莫大的興趣，研究了好多天，都捨不得泡來喝，一直跟我說，當地從來沒見過掛耳包，而我帶去的其它禮物完全地被晾在一旁了。
同樣是2010年暑假，要到馬來西亞吉隆坡一位素食的葉媽媽家借住幾天，便想買一些方便攜帶的東西帶過去，想起當地似乎沒有類似合作社這樣的組織，打算順便也跟葉媽媽介紹一下，剛好看見有一盒兩塊手工香皂與有機棉手帕的小禮盒，再買一包有機栽培的玄米茶包，體積小、重量輕，非常適合長途旅行攜帶，用衣服捲一捲也不怕壓壞。
最近一趟到廈門，則是帶了瑪諾蘭迦的一款羊奶皂過去送給一位也玩手工皂的朋友。這款皂，我知道羊奶的取得是跟屏東的一個慈善機構合作，意義更加不凡。
看來，我自己早就把主婦聯盟的產品當做出國的伴手禮而不自覺，以後應該更有意識地做出更多創意組合才是。
2010/Oct.24
2011年1月12日 星期三
緩慢
不知道這樣算快，還是緩慢？一直到了2010年，我才走到這一步。
但最後的答案，或許正是適得其所吧！
能夠讓自己成為一種祝福，一項禮物，送到別人面前，顯然難以速成。
能夠真的只是因為看到對方的需求，並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任何一項意圖地付出，之前需要很多層次的蛻變。
但我總算，是走到這個層次了。
此後的速度，應該會加快了才是。
十六歲，一心想離家，過自己想過的日子時，對於未來，我從未有過任何明確的圖像或需求，甚至到了後來，是刻意地保持空白。但今後，似乎該讓自己有著具體的意象，以便遵循才是。
覺得自己真是何等幸福！
能夠簡單地，只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想，從十六歲至今，基本上都是走在這條路上，並沒有偏離。
2010/Mar.14
但最後的答案，或許正是適得其所吧！
能夠讓自己成為一種祝福，一項禮物，送到別人面前，顯然難以速成。
能夠真的只是因為看到對方的需求，並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任何一項意圖地付出，之前需要很多層次的蛻變。
但我總算，是走到這個層次了。
此後的速度，應該會加快了才是。
十六歲，一心想離家，過自己想過的日子時，對於未來，我從未有過任何明確的圖像或需求，甚至到了後來，是刻意地保持空白。但今後，似乎該讓自己有著具體的意象，以便遵循才是。
覺得自己真是何等幸福！
能夠簡單地，只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想，從十六歲至今，基本上都是走在這條路上，並沒有偏離。
2010/Mar.14
情 書
長久以來，母親由於自己未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總過度把尊嚴的有無放置在識字與否，並有無限擴大到任何情境的傾向。最近，見證了一對彼此無法運用各自最擅長的母語互訴衷情的戀人，被迫使用憋腳的英文夾雜印尼文表情達意，還不時必須把望眼欲穿透過電子郵件傳遞的綿綿情意，各自央請身旁的狗頭軍師加以切磋琢磨，以確認自己並非錯用詞彙，也非錯解對方的心意，更加看清，即使受過了高等教育，在碰到異國戀情這樣的情境，終究得把尊嚴放一邊。
讀「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這本書，印象深刻的一個橋段是，故事的主人翁，身體終於敗壞到，連擦屁股也需要他人代勞時，他是如何安然接受這樣的事實而不感到尊嚴盡失。
情書，原本傳遞的該是僅僅存在於戀人之間，最為私密，最無需與外人道的內在意念，在文字未曾出現前的人類，何曾需要透過書寫？當我們大量運用文字也萬般倚賴文字之後，同時也阻絕了表情達意的諸多可能。
我那不識字的母親，在與我父親南北相隔陷入熱戀時，也寫過情書的。依據我那其實也讀書無多，卻又能寫得一手好字的父親笑談，當初也是被那字跡娟秀的情書所矇騙，娶回家才知道原來妻子大字不識一個。但所謂「矇騙」與「被矇騙」的彼此都心知肚明，若不是基於那樣深深的自卑卻又止不住對情愛有深深的渴求，恐怕枕邊人最終也不會是對方。
因為有了共同的文字，在彼此錯以為可以溝通的基礎上，誤解與欺騙也因而產生。讓人代寫或代譯情書，或許未必使人感到尊嚴盡失，但陷入情愛，承認自己的確是愛了對方，還敢於向全世界宣告，這整個過程本身，有時卻會牽涉到尊嚴。
學生時代倡議女權，平日行事為人也不容人侵侮的好友，在和情人分手了許久，有天慘然對我說：你信不信？連跑到對方家，哭著央請他不要離開我，這種丟臉的事，我也都做了。
只是，在愛情裡，何謂尊嚴？
大學時代的學姊ZERO，離開學校後一直在拍記錄片。她出櫃後的作品，總以同志為題。特別記得她一部名為「私角落」的片子，特意選用法文，一個她與伴侶共同喜歡卻又不全然熟稔的語言作為貫穿全片的旁白。依稀記得敘述者約莫說過，就是要運用一種不那麼熟悉的外語，藉由不同文化底蘊的天然阻隔，反倒可以更加暢所欲言而不覺羞赧。
而我自己有過的一段戀情，情書裡前前後後湧出的盡是英文詩，怪的是對方並不特別熟稔英語。待戀情告終，這項能力也同時消軼。日後重讀手稿，自己才恍然，這些哪裡是情書、情詩了呢？不過是一篇篇的獨白，藉由一個對象流洩出來罷了。
2010/Sept.1
讀「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這本書，印象深刻的一個橋段是，故事的主人翁，身體終於敗壞到，連擦屁股也需要他人代勞時，他是如何安然接受這樣的事實而不感到尊嚴盡失。
情書，原本傳遞的該是僅僅存在於戀人之間，最為私密，最無需與外人道的內在意念，在文字未曾出現前的人類，何曾需要透過書寫？當我們大量運用文字也萬般倚賴文字之後，同時也阻絕了表情達意的諸多可能。
我那不識字的母親，在與我父親南北相隔陷入熱戀時，也寫過情書的。依據我那其實也讀書無多，卻又能寫得一手好字的父親笑談，當初也是被那字跡娟秀的情書所矇騙，娶回家才知道原來妻子大字不識一個。但所謂「矇騙」與「被矇騙」的彼此都心知肚明，若不是基於那樣深深的自卑卻又止不住對情愛有深深的渴求，恐怕枕邊人最終也不會是對方。
因為有了共同的文字，在彼此錯以為可以溝通的基礎上，誤解與欺騙也因而產生。讓人代寫或代譯情書，或許未必使人感到尊嚴盡失，但陷入情愛，承認自己的確是愛了對方，還敢於向全世界宣告，這整個過程本身，有時卻會牽涉到尊嚴。
學生時代倡議女權，平日行事為人也不容人侵侮的好友，在和情人分手了許久，有天慘然對我說：你信不信？連跑到對方家，哭著央請他不要離開我，這種丟臉的事，我也都做了。
只是，在愛情裡，何謂尊嚴？
大學時代的學姊ZERO，離開學校後一直在拍記錄片。她出櫃後的作品，總以同志為題。特別記得她一部名為「私角落」的片子，特意選用法文，一個她與伴侶共同喜歡卻又不全然熟稔的語言作為貫穿全片的旁白。依稀記得敘述者約莫說過，就是要運用一種不那麼熟悉的外語，藉由不同文化底蘊的天然阻隔，反倒可以更加暢所欲言而不覺羞赧。
而我自己有過的一段戀情，情書裡前前後後湧出的盡是英文詩，怪的是對方並不特別熟稔英語。待戀情告終，這項能力也同時消軼。日後重讀手稿，自己才恍然，這些哪裡是情書、情詩了呢？不過是一篇篇的獨白，藉由一個對象流洩出來罷了。
2010/Sept.1
更貼近尋常生活，旅行或許更公平些吧！
2010年四月間，到中國雲南大理、麗江一帶待了一段時間。在大理古城中心的人民路後段，識得一位在此開了幾年餐館的四川廚子，我在他店裡搭了幾天伙。廚子說，向來做的幾乎都是熟客生意，要不就是熟客介紹的朋友，像我這樣自己上門來的過客挺少。
這店的區位在熱鬧的街市裡相對荒僻，幾天來店吃飯從不嘈雜；我向來不堅持要吃當地特色菜，這店無菜單隨時令取材的「私房菜」深得我心。廚子兼店東的年輕人說，他喜歡大理勝過其他古城，因為，在這兒開店的，無論是當地人、外來人，還有不少人抱著在這兒「過生活」而不是「做生意」的心情，不會只為了賺錢賠上自己的生活。這就是了！莫名其妙吸引我的，該是店東的這種偏要在觀光區裡過自己生活的堅持吧！
1995年，因為擔心老後台灣已無好山好水，二十多歲便提早到花蓮隱居，真正住到外人眼中的觀光地區後，也越發認同當地文人所言：在當地人眼中，花蓮不好玩，但是很好住。永遠記得，初次情傷時，我清晨闖出棲居的房舍，驅車奔向太魯閣的大山大水，即將爆開的情緒即刻在無人的大自然中神奇地得到撫慰。
而我四月間在大理古城周邊的田野間騎單車時，竟感覺自己彷彿身在花蓮的鄉間。並不曾在其他國家、其他地方冒出這樣的感受。
2002年底的一趟印度金三角之旅，難得參加旅行團的我，雖也享受於旅途中的華宅美食，然而每次只要一離開飯店、景點，便看見與這些人為的美好極端對比的乞討者或是對觀光客窮追不捨的小販，除了讓我對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描述的景象有著最具象的感受，當下也興起，往後希望莫再以一種跟當地平民百姓的生活落差甚大的模式進行任何旅行。2004年初，開始以國際志工的角色重新切入海外旅行，算是為這樣的心念找到一條可實踐的出路。
就我個人而言，以國際志工的角色從事旅行，或讓自己的旅行具有公益性質，重點並不在於「到國外一邊旅行一邊做好事」或是「讓個人的自助旅行具有獨特性」，更關鍵的是，當旅行對某些人而言是一種生命狀態的必須，並非偶一為之的休閒活動，那麼，在旅行的過程中所反應出的，同時也就是此人日常一貫的價值觀與生命態度；當旅行者所崇尚的並不是奇風異俗，哪怕只做短暫停留，也盡可能以最快速度在異地過著尋常生活，那就意味著，到異地旅行事實上也同時是和心靈相近的當地人或是來自其他異地旅者相遇的過程。
然而，作為一個未正式移民、也未定居當地，僅以候鳥般的姿態偶爾棲息的外來者，試圖忽略自己的異質性，這又是不切實際的假想。曾在另一次的印度孟買之旅中，雇了計程車讓司機帶我到非觀光地區隨意逛逛，他努力地思索究竟哪兒是非觀光地區又能讓外來人感到有趣，去過幾個地方後，為了幫他解套，我最後同意在一個shopping mall下車，看著他如釋重負地離去，我則逛進對街的美術館。
在那樣短短一個下午的相處裡，我發現不肯照本宣科扮演觀光客角色的旅人，竟讓習於符應觀光體系的人無所適從。
話說2009年11月中旬在韓國首爾參加一場由當地NGO－Imagine Peace主辦的「公平旅遊」論壇的資料顯示，2007年日本與韓國到海外旅遊的觀光客逾3000萬名，另有3500萬名觀光客則來自中國，大會將這群來自東北亞，而主要旅遊目的地為東南亞與歐洲的觀光客，稱之為「觀光海嘯」。
顯然主辦單位對於這樣的現實有所反省與批判，在會議資料中也提到，觀光和旅遊的實質無法從商業的數據與印刷精美的宣傳品被正確地理解；在今日，對於觀光提出不同的觀點與進一步的檢視相當有必要。主辦單位認為，一種比較公平的旅遊機制，或者說，「有責任感的旅遊」，涉及的已經不只是旅行者本身是否感到愉快，而是「被觀光」、「被旅遊」的國家人民，是否也在這樣的過程中能有正面感受。作為旅行者的我們，在享受異國美好景致的同時，是否也能意會到，在觀光業的機制之下，地主國的人民是如何以逐漸喪失了他們的尋常生活來成全異國旅人的旅遊需求。
回想在1993年，聯合國定義下的國際原住民年，透過採訪原住民相關議題的機緣，結識了影響我後來生命的一些原住民朋友。記得當時有一位文史工作者，他對於自己家鄉的舊部落被列為二級古蹟，完全沒有興奮之情，在他的認知裡，得到官方的這種青睞，意味著會開出更多的馬路直通山上，引進更多破壞山林景致與生態的商業機制，在這樣的過程中，多數的原住民從中得不到好處，卻會離開自己的家鄉越來越遠。
經過了十七年，我能深切體會這位原住民朋友的心情，如果把「原住民」一詞置換為任何國家、任何社會裡的相對弱勢者，這道理也是相通的。
在跳脫觀光體系的公益旅遊經驗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當被觀光區域的人們過度符應觀光體系過活，旅行者所得到的，也將是一大群人用失去尋常生活為代價，所交換來的非常經驗，那讓旅行徹底成為一種脫離現實的夢幻情境，也難怪許多人在旅行終了形同夢醒時刻，百般不情願地回歸所謂日常生活，並透過期待著下一趟的夢幻來逼使自己面對雖不滿意卻也不敢輕言放棄的人生。
作為一個公益旅行的實踐者，我前往低度觀光或者觀光體系尚不健全的地區，藉由和當地人一同過尋常生活，一同完成彼此都願意成全的小小任務，這是在不挑戰既有體系的情況下，一個小小旅人可以實踐的公平信念。
2010/July.11
這店的區位在熱鬧的街市裡相對荒僻，幾天來店吃飯從不嘈雜；我向來不堅持要吃當地特色菜，這店無菜單隨時令取材的「私房菜」深得我心。廚子兼店東的年輕人說，他喜歡大理勝過其他古城，因為，在這兒開店的，無論是當地人、外來人，還有不少人抱著在這兒「過生活」而不是「做生意」的心情，不會只為了賺錢賠上自己的生活。這就是了！莫名其妙吸引我的，該是店東的這種偏要在觀光區裡過自己生活的堅持吧！
1995年，因為擔心老後台灣已無好山好水，二十多歲便提早到花蓮隱居，真正住到外人眼中的觀光地區後，也越發認同當地文人所言：在當地人眼中，花蓮不好玩，但是很好住。永遠記得，初次情傷時，我清晨闖出棲居的房舍，驅車奔向太魯閣的大山大水，即將爆開的情緒即刻在無人的大自然中神奇地得到撫慰。
而我四月間在大理古城周邊的田野間騎單車時，竟感覺自己彷彿身在花蓮的鄉間。並不曾在其他國家、其他地方冒出這樣的感受。
2002年底的一趟印度金三角之旅，難得參加旅行團的我，雖也享受於旅途中的華宅美食，然而每次只要一離開飯店、景點，便看見與這些人為的美好極端對比的乞討者或是對觀光客窮追不捨的小販，除了讓我對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描述的景象有著最具象的感受，當下也興起，往後希望莫再以一種跟當地平民百姓的生活落差甚大的模式進行任何旅行。2004年初，開始以國際志工的角色重新切入海外旅行，算是為這樣的心念找到一條可實踐的出路。
就我個人而言，以國際志工的角色從事旅行，或讓自己的旅行具有公益性質，重點並不在於「到國外一邊旅行一邊做好事」或是「讓個人的自助旅行具有獨特性」，更關鍵的是，當旅行對某些人而言是一種生命狀態的必須，並非偶一為之的休閒活動，那麼，在旅行的過程中所反應出的，同時也就是此人日常一貫的價值觀與生命態度；當旅行者所崇尚的並不是奇風異俗，哪怕只做短暫停留，也盡可能以最快速度在異地過著尋常生活，那就意味著，到異地旅行事實上也同時是和心靈相近的當地人或是來自其他異地旅者相遇的過程。
然而，作為一個未正式移民、也未定居當地，僅以候鳥般的姿態偶爾棲息的外來者，試圖忽略自己的異質性，這又是不切實際的假想。曾在另一次的印度孟買之旅中，雇了計程車讓司機帶我到非觀光地區隨意逛逛，他努力地思索究竟哪兒是非觀光地區又能讓外來人感到有趣，去過幾個地方後，為了幫他解套，我最後同意在一個shopping mall下車，看著他如釋重負地離去，我則逛進對街的美術館。
在那樣短短一個下午的相處裡，我發現不肯照本宣科扮演觀光客角色的旅人，竟讓習於符應觀光體系的人無所適從。
話說2009年11月中旬在韓國首爾參加一場由當地NGO－Imagine Peace主辦的「公平旅遊」論壇的資料顯示，2007年日本與韓國到海外旅遊的觀光客逾3000萬名，另有3500萬名觀光客則來自中國，大會將這群來自東北亞，而主要旅遊目的地為東南亞與歐洲的觀光客，稱之為「觀光海嘯」。
顯然主辦單位對於這樣的現實有所反省與批判，在會議資料中也提到，觀光和旅遊的實質無法從商業的數據與印刷精美的宣傳品被正確地理解；在今日，對於觀光提出不同的觀點與進一步的檢視相當有必要。主辦單位認為，一種比較公平的旅遊機制，或者說，「有責任感的旅遊」，涉及的已經不只是旅行者本身是否感到愉快，而是「被觀光」、「被旅遊」的國家人民，是否也在這樣的過程中能有正面感受。作為旅行者的我們，在享受異國美好景致的同時，是否也能意會到，在觀光業的機制之下，地主國的人民是如何以逐漸喪失了他們的尋常生活來成全異國旅人的旅遊需求。
回想在1993年，聯合國定義下的國際原住民年，透過採訪原住民相關議題的機緣，結識了影響我後來生命的一些原住民朋友。記得當時有一位文史工作者，他對於自己家鄉的舊部落被列為二級古蹟，完全沒有興奮之情，在他的認知裡，得到官方的這種青睞，意味著會開出更多的馬路直通山上，引進更多破壞山林景致與生態的商業機制，在這樣的過程中，多數的原住民從中得不到好處，卻會離開自己的家鄉越來越遠。
經過了十七年，我能深切體會這位原住民朋友的心情，如果把「原住民」一詞置換為任何國家、任何社會裡的相對弱勢者，這道理也是相通的。
在跳脫觀光體系的公益旅遊經驗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當被觀光區域的人們過度符應觀光體系過活，旅行者所得到的，也將是一大群人用失去尋常生活為代價，所交換來的非常經驗，那讓旅行徹底成為一種脫離現實的夢幻情境，也難怪許多人在旅行終了形同夢醒時刻，百般不情願地回歸所謂日常生活，並透過期待著下一趟的夢幻來逼使自己面對雖不滿意卻也不敢輕言放棄的人生。
作為一個公益旅行的實踐者，我前往低度觀光或者觀光體系尚不健全的地區，藉由和當地人一同過尋常生活，一同完成彼此都願意成全的小小任務，這是在不挑戰既有體系的情況下，一個小小旅人可以實踐的公平信念。
2010/July.11
Dialogue in the Dark
在絕對的黑暗中，空間不再是空間，時間也不只是時間。
說起我們這一生，誰不是猶如在黑暗中摸索著、匍匐前行呢？
卻因大多數的我們，礙於耳聰目明，於是大多時候的我們都在真實世界面前，blind to the reality。
【在黑暗中對話：金門】
2002年秋初識周育安，他是唯一還留在金門的盲人按摩師。
想照顧他的生意，但當時從沒被男性按摩身體的經驗，只讓他捏捏腿就罷。
在按摩閒聊的過程中，我說起上個月有朋友被他按過，表示感覺梃不錯，他立刻毫不猶豫地說出朋友的名字，我在驚訝中想著，莫非，這一個多月以來，都沒有其他生意上門過?
許多年過去，我從一個只能被捏腿的菜鳥，成為一個按摩的愛好者。
2009年初夏，忘年之交姊妹淘三人組，在金門私藏景點遊的時候，把周育安找到下榻的「博士的家」民宿來，他很快便憶起我和其中一位好友多年前到他家光顧過，顯然一次三筆生意上門，他有掩不住的喜悅。
或許是想重溫那種讓他人喜悅的感受吧!
2010年冬，兩位同行金門，但其實不怎麼需要按摩的朋友，同意加入我按摩三人行的行列。許久沒生意上門的周育安完成任務收到錢的時候雖然開心如昔，但我心裡卻再無一絲欣慰。
頂著金門唯一盲人按摩師的稱號，整體環境由於沒有足夠的個案規模，地方政府也不可能為單一個人建構就業服務系統，周育安好不容易在大女兒出嫁後，申請通過低收入戶身份，每個月才能擁有除了原有的殘障補助之外，再多出三千塊的補貼。原本在婦女會工作的妻子，近一年來氣喘宿疾頻頻發作，連續幾個月請假讓人力單薄的辦公室已招架不住，幾個月前醫院還曾經發出病危通知。
我明顯感覺到有糖尿病體質的他，雖按摩技法還在，但體力已不如從前，而他也表示，只因尚有照顧同是殘疾人的病妻之責，必須在金門有一搭沒一搭地過活，前往台灣謀生終究是他不可避免的前景，任憑兩岸通航，成批觀光客湧進，大環境的變化與他都不相干。
【Dialogue in the Dark：Hong Kong】
每個人花了差不多可以在台北按摩一小時的費用(約新台幣八百元)，從港島拉車到九龍，每六人一組，接受盲人導遊的引領，進入一個漆黑的密室裡，在一個人為的絕對黑暗空間裡，盲者得「見」，而明眼人失明。
盲人導遊Henry的普通話挺好，他的聲音就是我們的明燈，那悅耳略帶性感的聲浪，仿如溺水者在茫茫的大海中，必須緊緊擁抱的那根浮木。
在黑暗中漫走了一陣，不久我便明白，只要不故意搗蛋，這個精心設計、關卡重重的暗室相當安全，我一度因為意識到這會是個缺乏真正挑戰的環境，有點百無聊賴。
就在無聊感逐漸升起、即將無限蔓延，也已經適應了全然黑暗的同時，便正好來到「黑暗音樂廳」。我沒摸到座位，沒能加入與同伴排排坐的行列，便索性隨著音樂讓肢體擺動了起來。仗著誰也看不見誰，誰也干涉不了誰，我一邊任意舞動著身體，一邊品味著「眼不見為淨」的奧義。
音樂一段一段無止盡地漫過來，感覺上似乎會一直聽到地老天荒，也幾乎要讓人懷疑主辦單位是否有拖時間之嫌的那個當下，我突然領會到，在黑暗中才能擁有的一種，特殊的自由感。這種領會蘊釀的時間得夠久，才足以發酵。
音樂替代了Henry的聲音，讓我們在黑浪中不被吞沒，也不感到驚怕。
在這個專為明眼人設計的暗室裡，做為導遊的盲人們，必須接受專業訓練，比所有明眼人先一步地體驗過並對這個環境瞭若指掌，他們絕非天縱英明，真的在黑暗中如魚得水。黑暗之於天生的盲人而言，是一個最基本的存在現實，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學習如何在以明眼人的需求為需求的世界中存活下來。他們比一般人更容易在黑暗中找到定位，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屬於黑暗，或黑暗屬於他們。
【在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
過去在勞委會接觸身心障礙就業工作時，曾經挺好奇，為什麼中國自古以來，便把按摩列為專屬於盲人的行業，難道只是因為站在明眼人的需求，認為被一個看不見的人碰觸身體感到安心，就只是這樣而已嗎?
我試著從文獻裡找答案，還真的找到一段文字(原文不復記憶，歡迎好心人幫忙提供出處)，說到幫他人按摩最終會傷到自己的視神經，那麼，讓原本眼睛功能不復存在的瞽者(盲人的古代說法)來從事按摩，算是適得其所，也不會傷及無辜。
就按摩的技法五花八門，不斷推陳出新這樣的事實來看，按摩技術的研發，勢必是有明眼人的參與和輔助才能齊備，我曾在日本參觀過由盲人正規從事的針灸醫院，這種點子若不是大膽的明眼人授權，誰敢想像讓盲人在自己身上扎針的場景呢?
若不考慮「從事按摩傷眼睛」是否真有事實依據，按摩行為明眼人原本就可以從事，甚至更能基於顧客的感官考量，把按摩環境布置得賞心悅目，長久以來，都是依靠政府撐起保護大傘，明令規定非盲人不得從事按摩，才苦苦撐起了這個行業。而今，台灣的法令已鬆綁，按摩不再是盲人的專有行業。
其實，不僅僅是按摩業之於盲人，我在台灣，觀看所有身心障礙者所從事的行業，幾乎都談不上是他們適才適性的工作，說得更露骨些，有些甚至是大多數人不願從事的工作，感到索然無味或者社會位階較低的工作，才輪得到他們來從事。而這些工作，一旦一般人礙於社會景氣不佳，或是就業觀念改變，又願意來從事時，身心障礙者並沒有任何保障或是優勢，可以捧住這個飯碗。
當我得知「Dialogue in the Dark：黑暗中對話」這樣的體驗式社會企業在1988年被德國的Andreas Heinecke博士在漢堡創辦出來，不免激動驚歎：This is a real job!終於有個「非盲人莫屬」的真正工作機會被創造出來了!
2010年11月21日，當我們完成了為時75分鐘的黑暗之旅，坐下來和把「黑暗中對話」引進香港並集資成立公司的張瑞霖先生對話後，這份驚歎更向上延伸。
目前「黑暗中對話」已在全世界超過150個國家做過展覽，在25個國家可常態體驗，其中只有12個國家有常設會所，其它的都是以行動體驗館的方式，以幾個月為期做活動。在所有常設場館中，只有香港是以完全企業化的經營來營運，其他國家的場館都還有公部門的資源投注。
企業家出身的張瑞霖先生抱著創業精神，在2009年自德國引進「黑暗中對話」，完全沒想援用政府資源，一開始他與香港一起推動社會企業的朋友們就打算用企業的方式來推動，他們相信也想證明，沒有政府的資源，照樣可以讓這個事業成功運作。
目前，「黑暗中對話（香港）有限公司」一年可有一百場企業委託的教育體驗訓練，這是讓公司在營運一年後就能達到平衡的基本盤，其他針對各級學校、個人、團體售票學習的收入，則是站在教育體驗先於獲益的角度。目前該公司雇用三十位盲人擔任黑暗之旅的引導師，管理部門的主管Antony彭 表示，未來希望隨著這份事業的拓展，能夠提供更多具體的工作機會給盲人朋友。
台灣早有身心障礙組織或是老人社福組織舉辦的體驗活動，立意在於能夠讓社會大眾透過體驗這些身心障礙者的不便或是老人生理機能退化的處境，希望透過同理心的產生，可以讓大眾加入志工服務或是響應捐款、募款的行動。在傳統NGO、NPO的運作邏輯下，這些都是很正知正確的作法，也一直能有還不錯的效果。
隨著台灣社會的解嚴，民間團體的百花齊放，經歷了政黨輪替後的這二十多年以來，台灣的NGO、NPO，除了極少數的大組織擁有強大的籌款能力，得以讓組織的特色明確並持續推動，也無需仰賴政府補助或專款之外，絕大多數的組織，都是難有長期發展願景的狀態，有些組織甚至只要外在社會一個天災人禍一來，災區吸金效應就讓它們陷入募款冰原期。
縱然只要發出某NGO即將倒閉或斷糧危機，就有即時雨般的善款擁入，得以再繼續營運，但這就像狼來了效應一般，偶一為之可行，次數多了不免讓人愛心麻痺。
對我來說，台灣絕大部份的NGO、NPO做的也漸漸不是real job了，我們常常必須自我催眠：「為了將來有可能去做組織真正想做的事，現在先接政府委託的計畫，從中找到跟組織相關的事情入手吧!」「政府本來就有預算，不去接案最後也會被隨便執行、或被不明不白地污掉。」的確，我也曾經在這樣的認知下，在NGO待了一年又一年。
只想很深切表達的心情是：當一個人在旅途中的探索過程耽擱過久，相對來說要踏上真正歸途的時程也就同時被延緩了。如此而已。
對於傳統NGO、NPO的前途已經感到茫茫與索然的我，懷抱著創設出真正的社會企業之夢，也就像是在黑浪中緊抓著一根看不清所以的浮木不放，然而，我們每一個人來到世上，誰又不是猶如在黑暗中摸索著、匍匐前行呢？
擁抱著過去的耳聰目明，只會讓我們在真正的事實面前失聰失明。
Sight is what we see with our eyes；Insight is what we gain without seeing。(註)
Let’s start to dialogue anyway, in the dark.
註：我在「黑暗中對話(香港)有限公司」體驗館買的一件黑色T-shirt，上頭印了這段文字。
2010/Nov.30
說起我們這一生，誰不是猶如在黑暗中摸索著、匍匐前行呢？
卻因大多數的我們，礙於耳聰目明，於是大多時候的我們都在真實世界面前，blind to the reality。
【在黑暗中對話：金門】
2002年秋初識周育安，他是唯一還留在金門的盲人按摩師。
想照顧他的生意，但當時從沒被男性按摩身體的經驗，只讓他捏捏腿就罷。
在按摩閒聊的過程中，我說起上個月有朋友被他按過，表示感覺梃不錯，他立刻毫不猶豫地說出朋友的名字，我在驚訝中想著，莫非，這一個多月以來，都沒有其他生意上門過?
許多年過去，我從一個只能被捏腿的菜鳥，成為一個按摩的愛好者。
2009年初夏，忘年之交姊妹淘三人組，在金門私藏景點遊的時候，把周育安找到下榻的「博士的家」民宿來，他很快便憶起我和其中一位好友多年前到他家光顧過，顯然一次三筆生意上門，他有掩不住的喜悅。
或許是想重溫那種讓他人喜悅的感受吧!
2010年冬，兩位同行金門，但其實不怎麼需要按摩的朋友，同意加入我按摩三人行的行列。許久沒生意上門的周育安完成任務收到錢的時候雖然開心如昔，但我心裡卻再無一絲欣慰。
頂著金門唯一盲人按摩師的稱號，整體環境由於沒有足夠的個案規模，地方政府也不可能為單一個人建構就業服務系統，周育安好不容易在大女兒出嫁後，申請通過低收入戶身份，每個月才能擁有除了原有的殘障補助之外，再多出三千塊的補貼。原本在婦女會工作的妻子，近一年來氣喘宿疾頻頻發作，連續幾個月請假讓人力單薄的辦公室已招架不住，幾個月前醫院還曾經發出病危通知。
我明顯感覺到有糖尿病體質的他，雖按摩技法還在，但體力已不如從前，而他也表示，只因尚有照顧同是殘疾人的病妻之責，必須在金門有一搭沒一搭地過活，前往台灣謀生終究是他不可避免的前景，任憑兩岸通航，成批觀光客湧進，大環境的變化與他都不相干。
【Dialogue in the Dark：Hong Kong】
每個人花了差不多可以在台北按摩一小時的費用(約新台幣八百元)，從港島拉車到九龍，每六人一組，接受盲人導遊的引領，進入一個漆黑的密室裡，在一個人為的絕對黑暗空間裡，盲者得「見」，而明眼人失明。
盲人導遊Henry的普通話挺好，他的聲音就是我們的明燈，那悅耳略帶性感的聲浪，仿如溺水者在茫茫的大海中，必須緊緊擁抱的那根浮木。
在黑暗中漫走了一陣，不久我便明白，只要不故意搗蛋，這個精心設計、關卡重重的暗室相當安全，我一度因為意識到這會是個缺乏真正挑戰的環境，有點百無聊賴。
就在無聊感逐漸升起、即將無限蔓延，也已經適應了全然黑暗的同時，便正好來到「黑暗音樂廳」。我沒摸到座位，沒能加入與同伴排排坐的行列，便索性隨著音樂讓肢體擺動了起來。仗著誰也看不見誰，誰也干涉不了誰，我一邊任意舞動著身體，一邊品味著「眼不見為淨」的奧義。
音樂一段一段無止盡地漫過來，感覺上似乎會一直聽到地老天荒，也幾乎要讓人懷疑主辦單位是否有拖時間之嫌的那個當下，我突然領會到，在黑暗中才能擁有的一種，特殊的自由感。這種領會蘊釀的時間得夠久，才足以發酵。
音樂替代了Henry的聲音，讓我們在黑浪中不被吞沒，也不感到驚怕。
在這個專為明眼人設計的暗室裡，做為導遊的盲人們，必須接受專業訓練，比所有明眼人先一步地體驗過並對這個環境瞭若指掌，他們絕非天縱英明，真的在黑暗中如魚得水。黑暗之於天生的盲人而言，是一個最基本的存在現實，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學習如何在以明眼人的需求為需求的世界中存活下來。他們比一般人更容易在黑暗中找到定位，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屬於黑暗，或黑暗屬於他們。
【在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
過去在勞委會接觸身心障礙就業工作時，曾經挺好奇，為什麼中國自古以來，便把按摩列為專屬於盲人的行業，難道只是因為站在明眼人的需求，認為被一個看不見的人碰觸身體感到安心，就只是這樣而已嗎?
我試著從文獻裡找答案，還真的找到一段文字(原文不復記憶，歡迎好心人幫忙提供出處)，說到幫他人按摩最終會傷到自己的視神經，那麼，讓原本眼睛功能不復存在的瞽者(盲人的古代說法)來從事按摩，算是適得其所，也不會傷及無辜。
就按摩的技法五花八門，不斷推陳出新這樣的事實來看，按摩技術的研發，勢必是有明眼人的參與和輔助才能齊備，我曾在日本參觀過由盲人正規從事的針灸醫院，這種點子若不是大膽的明眼人授權，誰敢想像讓盲人在自己身上扎針的場景呢?
若不考慮「從事按摩傷眼睛」是否真有事實依據，按摩行為明眼人原本就可以從事，甚至更能基於顧客的感官考量，把按摩環境布置得賞心悅目，長久以來，都是依靠政府撐起保護大傘，明令規定非盲人不得從事按摩，才苦苦撐起了這個行業。而今，台灣的法令已鬆綁，按摩不再是盲人的專有行業。
其實，不僅僅是按摩業之於盲人，我在台灣，觀看所有身心障礙者所從事的行業，幾乎都談不上是他們適才適性的工作，說得更露骨些，有些甚至是大多數人不願從事的工作，感到索然無味或者社會位階較低的工作，才輪得到他們來從事。而這些工作，一旦一般人礙於社會景氣不佳，或是就業觀念改變，又願意來從事時，身心障礙者並沒有任何保障或是優勢，可以捧住這個飯碗。
當我得知「Dialogue in the Dark：黑暗中對話」這樣的體驗式社會企業在1988年被德國的Andreas Heinecke博士在漢堡創辦出來，不免激動驚歎：This is a real job!終於有個「非盲人莫屬」的真正工作機會被創造出來了!
2010年11月21日，當我們完成了為時75分鐘的黑暗之旅，坐下來和把「黑暗中對話」引進香港並集資成立公司的張瑞霖先生對話後，這份驚歎更向上延伸。
目前「黑暗中對話」已在全世界超過150個國家做過展覽，在25個國家可常態體驗，其中只有12個國家有常設會所，其它的都是以行動體驗館的方式，以幾個月為期做活動。在所有常設場館中，只有香港是以完全企業化的經營來營運，其他國家的場館都還有公部門的資源投注。
企業家出身的張瑞霖先生抱著創業精神，在2009年自德國引進「黑暗中對話」，完全沒想援用政府資源，一開始他與香港一起推動社會企業的朋友們就打算用企業的方式來推動，他們相信也想證明，沒有政府的資源，照樣可以讓這個事業成功運作。
目前，「黑暗中對話（香港）有限公司」一年可有一百場企業委託的教育體驗訓練，這是讓公司在營運一年後就能達到平衡的基本盤，其他針對各級學校、個人、團體售票學習的收入，則是站在教育體驗先於獲益的角度。目前該公司雇用三十位盲人擔任黑暗之旅的引導師，管理部門的主管Antony彭 表示，未來希望隨著這份事業的拓展，能夠提供更多具體的工作機會給盲人朋友。
台灣早有身心障礙組織或是老人社福組織舉辦的體驗活動，立意在於能夠讓社會大眾透過體驗這些身心障礙者的不便或是老人生理機能退化的處境，希望透過同理心的產生，可以讓大眾加入志工服務或是響應捐款、募款的行動。在傳統NGO、NPO的運作邏輯下，這些都是很正知正確的作法，也一直能有還不錯的效果。
隨著台灣社會的解嚴，民間團體的百花齊放，經歷了政黨輪替後的這二十多年以來，台灣的NGO、NPO，除了極少數的大組織擁有強大的籌款能力，得以讓組織的特色明確並持續推動，也無需仰賴政府補助或專款之外，絕大多數的組織，都是難有長期發展願景的狀態，有些組織甚至只要外在社會一個天災人禍一來，災區吸金效應就讓它們陷入募款冰原期。
縱然只要發出某NGO即將倒閉或斷糧危機，就有即時雨般的善款擁入，得以再繼續營運，但這就像狼來了效應一般，偶一為之可行，次數多了不免讓人愛心麻痺。
對我來說，台灣絕大部份的NGO、NPO做的也漸漸不是real job了，我們常常必須自我催眠：「為了將來有可能去做組織真正想做的事，現在先接政府委託的計畫，從中找到跟組織相關的事情入手吧!」「政府本來就有預算，不去接案最後也會被隨便執行、或被不明不白地污掉。」的確，我也曾經在這樣的認知下，在NGO待了一年又一年。
只想很深切表達的心情是：當一個人在旅途中的探索過程耽擱過久，相對來說要踏上真正歸途的時程也就同時被延緩了。如此而已。
對於傳統NGO、NPO的前途已經感到茫茫與索然的我，懷抱著創設出真正的社會企業之夢，也就像是在黑浪中緊抓著一根看不清所以的浮木不放，然而，我們每一個人來到世上，誰又不是猶如在黑暗中摸索著、匍匐前行呢？
擁抱著過去的耳聰目明，只會讓我們在真正的事實面前失聰失明。
Sight is what we see with our eyes；Insight is what we gain without seeing。(註)
Let’s start to dialogue anyway, in the dark.
註：我在「黑暗中對話(香港)有限公司」體驗館買的一件黑色T-shirt，上頭印了這段文字。
2010/Nov.30
「我想念我自己」(註)
聆聽高錕教授夫人的家屬感言
2010年11月29日下午在台北聆聽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人稱「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夫人黃美芸女士的演講。這場演講是台灣現任國科會主委李羅權在斯德哥爾摩，聆聽了高夫人代替丈夫宣讀獲獎感言後，當場所做的出邀約，由台灣失智症協會承辦。
記者A：請問高錕教授知不知道自己得了諾貝爾獎？他知道諾貝爾獎的意義嗎？
去領獎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那裡嗎?
高夫人：他知道自己得獎，在那個當下，他知道自己得諾貝爾獎很高興，但你現
在要是問他，肯定是不記得了。那個讓他得獎的technique，當然也是
完全不記得的。
記者B：控制阿茲海默症的藥似乎很昂貴，如果沒有醫療保險的話，時間久了真
的是會撐不下去……
高夫人：我們是比較lucky啦!他得了諾貝爾獎有獎金嘛，我們可以用這個錢來支
付。
記者C：目前高教授看來一切狀況仍好，不知您是否想過，等到有一天，高教授
連您和家人都認不出來了時候，您如何打算？
高夫人：我跟孩子商量過，等到他真的不認得我們的時候，就讓他去接受長期照
護吧!但只要還認得我們，跟家人在一起還是比較好的。
記者D：高教授生病以來，是否發生過比較危險的狀況，會讓人擔心的?
高夫人：不可能讓他獨自一人啊!一定二十四小時有人在身邊。除了家人，我們
有許許多多的朋友，這些人的陪伴很重要。
記者E：高教授知道今天這個活動嗎?您是否事先告訴過他?
高夫人：沒必要讓他知道啊!說了也不會記得，還是要一問再問的。反正他來了，
看到我在這邊，他就安心了。事先有充足的睡眠比較重要。出門的前一
天讓他睡個好覺，出門之前也有充份的休息，這樣他的情緒就會很穩定，
不會鬧脾氣。
高錕教授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任內發現罹病的可能，當時覺得香港太小，一點風吹草動都足以驚天動地，夫妻倆還特地遠赴美國做檢驗，但消息還是很快地走漏了。
高夫人回想，其實高教授年輕時就經常忘東忘西，但都是些無關緊要的瑣事，只會讓人覺得他只是對生活細節漫不經心，誰想得到那麼聰明的人，會有這種病呢?
高教授退休後，依然擔任許多機構的顧問、董事，也和夫人一起從事許多活動，譬如打網球、桌球，也喜歡跳舞，靜態的活動則是捏陶，高夫人說，過去高教授可以做出很好的陶磁作品，到後來久久才能有一個佳作了。高教授喜歡運動，尤其注重上臂肌力的鍛鍊，因此能夠維持很好的體能與體態，這對年長的人而言，相當難得。高夫人表示，充份的睡眠對阿茲海默症的病人很重要，不要怕他們睡太多。而在場的台灣失智症協會理事長也做了補充，有時候睡很多是因為得了這個病之後的結果，並不是睡太多讓病變得更嚴重。
有二十年臨床經驗、目前擔任失智症協會秘書長的湯麗玉說，最近看到一份來自韓國的資料顯示，韓國政府打算從小學開始，就讓大家對失智症有認知，希望能夠促進小孩子跟老人家的互動，讓失智症得以早期被發現，也能夠得到比較好的社會網絡的支援。
註:「我想念我自己」是一本關於阿茲海默症的小說，遠流出版社,2010,7月發行
2010/Nov.30
2010年11月29日下午在台北聆聽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人稱「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夫人黃美芸女士的演講。這場演講是台灣現任國科會主委李羅權在斯德哥爾摩，聆聽了高夫人代替丈夫宣讀獲獎感言後，當場所做的出邀約，由台灣失智症協會承辦。
記者A：請問高錕教授知不知道自己得了諾貝爾獎？他知道諾貝爾獎的意義嗎？
去領獎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那裡嗎?
高夫人：他知道自己得獎，在那個當下，他知道自己得諾貝爾獎很高興，但你現
在要是問他，肯定是不記得了。那個讓他得獎的technique，當然也是
完全不記得的。
記者B：控制阿茲海默症的藥似乎很昂貴，如果沒有醫療保險的話，時間久了真
的是會撐不下去……
高夫人：我們是比較lucky啦!他得了諾貝爾獎有獎金嘛，我們可以用這個錢來支
付。
記者C：目前高教授看來一切狀況仍好，不知您是否想過，等到有一天，高教授
連您和家人都認不出來了時候，您如何打算？
高夫人：我跟孩子商量過，等到他真的不認得我們的時候，就讓他去接受長期照
護吧!但只要還認得我們，跟家人在一起還是比較好的。
記者D：高教授生病以來，是否發生過比較危險的狀況，會讓人擔心的?
高夫人：不可能讓他獨自一人啊!一定二十四小時有人在身邊。除了家人，我們
有許許多多的朋友，這些人的陪伴很重要。
記者E：高教授知道今天這個活動嗎?您是否事先告訴過他?
高夫人：沒必要讓他知道啊!說了也不會記得，還是要一問再問的。反正他來了，
看到我在這邊，他就安心了。事先有充足的睡眠比較重要。出門的前一
天讓他睡個好覺，出門之前也有充份的休息，這樣他的情緒就會很穩定，
不會鬧脾氣。
高錕教授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任內發現罹病的可能，當時覺得香港太小，一點風吹草動都足以驚天動地，夫妻倆還特地遠赴美國做檢驗，但消息還是很快地走漏了。
高夫人回想，其實高教授年輕時就經常忘東忘西，但都是些無關緊要的瑣事，只會讓人覺得他只是對生活細節漫不經心，誰想得到那麼聰明的人，會有這種病呢?
高教授退休後，依然擔任許多機構的顧問、董事，也和夫人一起從事許多活動，譬如打網球、桌球，也喜歡跳舞，靜態的活動則是捏陶，高夫人說，過去高教授可以做出很好的陶磁作品，到後來久久才能有一個佳作了。高教授喜歡運動，尤其注重上臂肌力的鍛鍊，因此能夠維持很好的體能與體態，這對年長的人而言，相當難得。高夫人表示，充份的睡眠對阿茲海默症的病人很重要，不要怕他們睡太多。而在場的台灣失智症協會理事長也做了補充，有時候睡很多是因為得了這個病之後的結果，並不是睡太多讓病變得更嚴重。
有二十年臨床經驗、目前擔任失智症協會秘書長的湯麗玉說，最近看到一份來自韓國的資料顯示，韓國政府打算從小學開始，就讓大家對失智症有認知，希望能夠促進小孩子跟老人家的互動，讓失智症得以早期被發現，也能夠得到比較好的社會網絡的支援。
註:「我想念我自己」是一本關於阿茲海默症的小說，遠流出版社,2010,7月發行
2010/Nov.30
越光下，我記得（註1）……
2010年冬日農夫市集經營管理研討會小記
不過是買了一包兩斤重的越光米，十月中旬，在台大校園，彎腰生活節的現場。
早就知道每個擺攤的人都必然有故事。
但我不特別為了這些個別的故事而來。
我已經不需要依靠感動做消費。
在攤位前端詳一會兒，想好確定要送給廈門的朋友，就無言地買下。
隱約知道是宜蘭大宅院友善市集的成員。
家裡已斷米好些天，但撐著到即將舉辦的農民市集購買，因為知道他們都是來自遠方、一年一次為相挺而來的趕集，錯過了只得到產地去。
但我註定還是非得知道這包米背後種植者的故事。
種植這米的女子在台中先認出了我來，在一個以農夫市集為名的研討會場上。
全台灣目前有十六個農夫市集，而他們今年已是第二次做這樣的大會聚。
想我2006年參加的第一個農民市集，還是特意趕到美濃旗美社區大學，那種看起來明明就是利用期末成果展的場子來做的農民市集，象徵的意義坦白說大過於實質。
然後，一年一年，我成為了農村願景會議的參與者，雖然參與的身份始終曖昧難明，但從來也不曾因為身份不明遭遇過排拒，就當自己是個站在遠方的支持者吧!
一次在台南藝大舉辦的研討會，首次聽到農學市集這樣的事情在台灣發生，轉眼三、四年間，農夫市集突然綻放，再不是依附在以農村願景為名的相關會議或工作坊裡，而成為自行運作、擁有專屬主題的研討、共學機制了。
在這樣的現場裡，我同樣地感受到自己的異質性，但由於研討的方式是我再熟悉不過的開放空間會議，知道即使再小眾、再冷門的議題都不會被辜負。
為時兩天的聚集，種植越光米的女子，三番兩次地，在我周邊出現。我明白已經不是基於曾經交易過一包米的關係，而是某種本質上的相契。
女子不經意地說起，今年多種了些地，主要是希望讓去年一斤一百元新台幣的米，今年可以讓消費者用六十元就買到。
她說得如此輕易，卻越發引起我的震驚。
多種地，意味著在時間上、體力上、甚至在地租的成本上，都要比前一年多付出，而多付出的理由完全不是為了今年多賣錢，卻是讓消費者可以少花費，這完全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
在兩天熱絡的場子裡，越光米女子，顯得更加孤獨冷清。
女子說，之所以選擇成為一名農民，為的是可以悠遊在主流的價值之外，擁有隨性來去的自如，她是因為有機耕作的邊緣性格而自覺地投入，卻沒想到短短幾年的光景，農夫市集儼然有成為另一種主流的雄心壯志，已然不想再飄泊，想在農民的身份安定下來的她，不免憂憂地擔心起來。
身為旁觀者的我，則是在百花齊放的多元性中，看見更大的可能性。
現有的農民市集，無論最初是由具有企業背景的人士、回農知青、農業方面的學界、社大與合作社經理人…..所發起、促成，在現有不同的市集成員中，都看到農民所擁有的某種難以言喻自主性與自發性，從他們身上漾出的光采，很難想像竟是長久以來在社會底層被埋沒的農民。
研討會的尾聲，在書寫我的行動方案時，開放空間會議的推動者Gail悄悄來到我身邊，問我在想些什麼，我說，以一個消費者的角色，我願意把2011年訂為「來去踅市集」元年，結合我自己「帶媽媽去旅行」的計畫，每月找一個沒去過的農民市集去參訪與消費，透過facebook或者個人的blog，也可以揪結分散在台灣各地的親友，或是在社區大學裡頭已經有持續學習習慣的人們，大家一起去逛市集；而每參訪一處市集，便書寫一篇文章透過網路流傳分享。
我跟Gail說，這些農夫市集們，在我眼中就像是一個個的Floating Farmer’s school(飄浮農夫學校)，過去在任何學習機制裡，為農民開設的課程，都遠遠不及這種基於農民自發性形成的支持與互學機制。
越光米女子在悄然離去前，留下了與我聯繫的方式。
夜裡回到台北家中，拿出越光米仔細端詳封套上的標簽紙，才知女子的名字叫，云起。（註2）
這包小小的越光米，即將隨著我的遠行飄洋過海，去到另一位懂得珍惜的女子手裡。
期許來年，自己能把這些屬於不同產業的農夫們的故事，化為一則則傳奇，散播開來。這是我做為一個與生產者遙遙相望的消費者，些許能夠回饋並對他們致敬的心意。
註1：導演林正盛有部電影叫「月光下，我記得」，拍攝地點在台東都蘭，目前拍電影的日式建築已是著名景點「月光小棧」。在此取其諧音。
註2：云起目前除了每月兩次在宜蘭華德福學校參與大宅院友善市集，也到台北的248農學市集擺攤。她不屬於特別舌燦蓮花的類型，或許是賣米的小農也多，在台北的銷售狀況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歡迎大家多多光顧。
2010/Nov.13
不過是買了一包兩斤重的越光米，十月中旬，在台大校園，彎腰生活節的現場。
早就知道每個擺攤的人都必然有故事。
但我不特別為了這些個別的故事而來。
我已經不需要依靠感動做消費。
在攤位前端詳一會兒，想好確定要送給廈門的朋友，就無言地買下。
隱約知道是宜蘭大宅院友善市集的成員。
家裡已斷米好些天，但撐著到即將舉辦的農民市集購買，因為知道他們都是來自遠方、一年一次為相挺而來的趕集，錯過了只得到產地去。
但我註定還是非得知道這包米背後種植者的故事。
種植這米的女子在台中先認出了我來，在一個以農夫市集為名的研討會場上。
全台灣目前有十六個農夫市集，而他們今年已是第二次做這樣的大會聚。
想我2006年參加的第一個農民市集，還是特意趕到美濃旗美社區大學，那種看起來明明就是利用期末成果展的場子來做的農民市集，象徵的意義坦白說大過於實質。
然後，一年一年，我成為了農村願景會議的參與者，雖然參與的身份始終曖昧難明，但從來也不曾因為身份不明遭遇過排拒，就當自己是個站在遠方的支持者吧!
一次在台南藝大舉辦的研討會，首次聽到農學市集這樣的事情在台灣發生，轉眼三、四年間，農夫市集突然綻放，再不是依附在以農村願景為名的相關會議或工作坊裡，而成為自行運作、擁有專屬主題的研討、共學機制了。
在這樣的現場裡，我同樣地感受到自己的異質性，但由於研討的方式是我再熟悉不過的開放空間會議，知道即使再小眾、再冷門的議題都不會被辜負。
為時兩天的聚集，種植越光米的女子，三番兩次地，在我周邊出現。我明白已經不是基於曾經交易過一包米的關係，而是某種本質上的相契。
女子不經意地說起，今年多種了些地，主要是希望讓去年一斤一百元新台幣的米，今年可以讓消費者用六十元就買到。
她說得如此輕易，卻越發引起我的震驚。
多種地，意味著在時間上、體力上、甚至在地租的成本上，都要比前一年多付出，而多付出的理由完全不是為了今年多賣錢，卻是讓消費者可以少花費，這完全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
在兩天熱絡的場子裡，越光米女子，顯得更加孤獨冷清。
女子說，之所以選擇成為一名農民，為的是可以悠遊在主流的價值之外，擁有隨性來去的自如，她是因為有機耕作的邊緣性格而自覺地投入，卻沒想到短短幾年的光景，農夫市集儼然有成為另一種主流的雄心壯志，已然不想再飄泊，想在農民的身份安定下來的她，不免憂憂地擔心起來。
身為旁觀者的我，則是在百花齊放的多元性中，看見更大的可能性。
現有的農民市集，無論最初是由具有企業背景的人士、回農知青、農業方面的學界、社大與合作社經理人…..所發起、促成，在現有不同的市集成員中，都看到農民所擁有的某種難以言喻自主性與自發性，從他們身上漾出的光采，很難想像竟是長久以來在社會底層被埋沒的農民。
研討會的尾聲，在書寫我的行動方案時，開放空間會議的推動者Gail悄悄來到我身邊，問我在想些什麼，我說，以一個消費者的角色，我願意把2011年訂為「來去踅市集」元年，結合我自己「帶媽媽去旅行」的計畫，每月找一個沒去過的農民市集去參訪與消費，透過facebook或者個人的blog，也可以揪結分散在台灣各地的親友，或是在社區大學裡頭已經有持續學習習慣的人們，大家一起去逛市集；而每參訪一處市集，便書寫一篇文章透過網路流傳分享。
我跟Gail說，這些農夫市集們，在我眼中就像是一個個的Floating Farmer’s school(飄浮農夫學校)，過去在任何學習機制裡，為農民開設的課程，都遠遠不及這種基於農民自發性形成的支持與互學機制。
越光米女子在悄然離去前，留下了與我聯繫的方式。
夜裡回到台北家中，拿出越光米仔細端詳封套上的標簽紙，才知女子的名字叫，云起。（註2）
這包小小的越光米，即將隨著我的遠行飄洋過海，去到另一位懂得珍惜的女子手裡。
期許來年，自己能把這些屬於不同產業的農夫們的故事，化為一則則傳奇，散播開來。這是我做為一個與生產者遙遙相望的消費者，些許能夠回饋並對他們致敬的心意。
註1：導演林正盛有部電影叫「月光下，我記得」，拍攝地點在台東都蘭，目前拍電影的日式建築已是著名景點「月光小棧」。在此取其諧音。
註2：云起目前除了每月兩次在宜蘭華德福學校參與大宅院友善市集，也到台北的248農學市集擺攤。她不屬於特別舌燦蓮花的類型，或許是賣米的小農也多，在台北的銷售狀況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歡迎大家多多光顧。
2010/No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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